王圆箓（1851年－1931年），中国清末民初道士，祖籍湖北麻城。
1900年6月22日，在敦煌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保护莫高窟，四处筹集钱财，进行大规模清扫。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内
当日他的助手杨果往第16窟的墙壁上磕烟锅头，听到有回音，告诉了王道士，二人于是半夜破壁探察，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发现一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向敦煌县令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廷栋并甘肃藩台报备，却没有引起这些官员重视，只下令王圆箓就地封存。王圆箓出售部分经卷给附近居民，当作符咒，宣称可以治病，消息引起了西方探险家们的兴趣。
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坦因
1907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四十个马蹄银锭买走七千份古写本、刻本卷子、残片散页六千多件，以及一些佛绢画、佛幡等，总计29箱。这些作品日后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现藏大英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献：《金刚经》
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与王圆箓进行交易，以五百两银子买走六千余件。
罗振玉（1866年－1940年），金石学家。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伯希和在将大批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往法国巴黎之后，又带一些经卷到北京向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请教内容，遂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识界大哗，纷纷呼吁请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购买。
大清朝廷才在1910年派员至敦煌将经卷运回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中还有如王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首次出现。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如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就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佛教文献中，许多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降魔变文》
变文是近代才发现的重要文献。1899年五月，英国人斯坦因带了翻译蒋孝琬到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是最早研究变文的拓荒之作，书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罗振玉则称“佛曲”。
孟姜女变文
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于《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中国的长篇小说乃起源于佛教俗讲的变文，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说法。
在京师派大员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圆箓认为这些经卷奇货可居，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从王圆箓手中购买近三百卷写经，另外他们还在各窟中搜寻到一批佛经写本。
1914年，俄国考古学会会长奥登堡从王圆箓手中买进二百件写经。奥登堡还对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对南区和北区的石窟作了搜寻，搜得残片剩页近一万八千件。
1931年，王圆箓去世。一说王道士晚年患有精神异常，其实他只是装疯卖傻。